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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成娱乐场信誉,陈广恩:和刻本《事林广记》札记二则
作者:匿名 2020-01-10 11:08:00 热度:4424

万成娱乐场信誉,陈广恩:和刻本《事林广记》札记二则

万成娱乐场信誉,《事林广记》是宋末人陈元靓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型日用类书,保留了考察当时社会的十分丰富的史料。该书自编成之日起,即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在社会上十分流行,自宋末至明代曾多次刊印,至今保留下来元明时期的刻本、抄本及日本刻本、抄本共计有17种之多。时至今日,这部类书仍未失其利用价值,近年出版的白话节译本称其为“最地道的中国民间生活百科全书”。该书所保留的丰富材料,亦为治元史、社会生活史的学者常常引用。

在《事林广记》每次编纂、刊刻过程中,编纂者并非简单地对照原本翻刻,而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不断进行改编,或增或删,更多地是增补新的内容。《事林广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名称,如《增新类聚事林广记》、《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新刊纂图大字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纂图类聚天下至宝全补事林广记》等等,体现的正是这种不断改编的情况。可见,现存元明时期诸本《事林广记》,并非是一本内容完全相同的类书的不同版本,而是一部内容处于不断调整变化过程中的民间类书,因此现存各版本《事林广记》“内容都有出入,无一完全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诸本《事林广记》更像是不同时代的多部著作,各本均有其不可替代性,我们也难以像整理一般有多个版本的文集那样找出一个最好的底本。对《事林广记》的研究,应该针对各个版本展开比较,对各个版本均进行研究,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挖掘出这部类书在元明时期不断刊刻流传的历史意义以及各个版本的各自价值。

和刻本《事林广记》是指在日本刊刻的《事林广记》的版本,刊刻时间是元禄十二年。元禄是日本东山天皇的年号,元禄十二年即1699年,也就是清康熙三十八年。和刻本是根据元泰定二年(1325)的版本翻刻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元本。日本汲古书院在1976年出版了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类书集成》,其中第一辑中就收有和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又将《和刻本类书集成》影印出版。中华书局1999年将和刻本与积诚堂本一起影印出版。凤凰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金程宇主编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也录有和刻本《事林广记》。本文针对和刻本《事林广记》的两个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类书集成》,在第一辑序文之后附有和刻本《事林广记》的解题,注明各集的卷数分别是甲集12卷,乙集4卷,丙集5卷,丁至壬集各10卷,癸集13卷。编者为宋人陈元靓。全书共10册,是元禄十二年三月京都今井七郎兵卫和中野五郎左卫门的后印本。解题全文如下:

《四库》未收。录有贞享元年宇都宫遯菴的序文。序文乃书坊刊行时所作,并请人加了训点。虽然不见元版序跋的痕迹,但在甲集目录之后附有泰定二年(1325)增补时的刊语,可知元版有误之处做过修补,同时新增六十余版片。各卷除了天文图说、地理图经、节令记载之外,还搜集了经史、地理、诸子、文艺、文字、书法、军阵、文房、器物、音乐、医药、伦理、宗教、产业、衣食、植物以及官民生活的必备内容,包含治学,特别是史地、法制、经济资料的重要文献。其中丁集卷十的《蒙古文字》(旧体),庚集卷十的《至元译语》,辛集卷十的《词状新式》(文书样式),壬集卷一的《至元杂令》、《吉凶杂仪》,同卷二的《婚姻旧体》、《嫁娶新仪》,同卷三的《丧祭通礼》,癸集卷十三的《诙谐文话》、《花判公案》、《嘲戏绮语》等增补部分,作为元代的资料颇具价值。

这本书的发行顺序,京都山冈市兵卫的刊本应该是初印本,其后是中野五郎左卫门和山冈的连名本,再后就是作为此次影印底本的中野和今井的合印本。虽然对现代中国学者来说《事林广记》是重要文献,但在江户时代其价值可能基本没被认可。正如底本所见,后印本的文字并无漫灭现象。

元至明初时期,《事林广记》在本国也是较为流行的。据我所知,书陵部藏有元后至元六年(1340)郑氏积诚堂刊十集各二卷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内阁文库藏有元西園精舍刊前、后、续集各十三卷,别集十一卷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从各本所加“增”字来看,应该都有更早的刊本。静嘉堂文库藏有前、后、续、别、新、外集各二卷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华民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明成化十四年(1478)福建刊四十卷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北京图书馆藏有两种明抄残本,其一可能和书陵部藏本为同一个本子,另一个本子题为《(纂图类聚天下至宝全补)事林广记》(卷十一)。尽管刊刻了如此多的版本,但能够流传下来的本子并不多,这应是由于日常实用、破损、流传过程中丢失而造成的。但从内容来看,这本和刻本应该最具价值。

长泽规矩也的解题对和刻本的刊刻、内容、文献价值、版本流传以及《事林广记》在中日两国的收藏情况等做了介绍,有助于我们对和刻本《事林广记》的了解。据此可知,日本书坊在刊刻时,曾邀请宇都宫遁庵为刻本撰写了序文。序文写于贞享(序中刻为亨)元年(1684),说明宇都宫遯庵序文写成之后,过了15年,到元禄十二年该书才得以刊刻行世。宇都宫遯庵(1633—1707),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家,名由的,又名三近,号遯庵,又号顽拙。序文后钤有白文“遁庵”和朱文“玩拙之印”两枚藏书方印。刊刻时,书坊还请人加了训点,以便日本人阅读。宇都宫遯庵的序文刻在和刻本目录之前,因影印本已比较流行,故兹不转引。据序文可知,江户时代已有《事林广记》抄本流传,但磨损已比较严重。其后偶然的机会发现了泰定二年的增补本,对抄本的校读意义重大,因此被宇都宫遯庵视为善本,大加称赞。

序中提到的《蒙古文字》、《至元译语》、《词状新式》、《至元杂令》、《吉凶杂仪》、《婚姻旧体》、《嫁娶新仪》、《丧祭通礼》、《诙谐文话》、《花判公案》、《嘲戏绮语》等类目,是《事林广记》流传至元初时增补的内容。作为《事林广记》的前身,南宋末陈元靓编纂的《博闻录》中并没有这些内容。和刻本《事林广记》尽管是泰定二年增补本的翻刻本,但是泰定二年的增补本,基本上没有增补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几朝的信息资料,而是更多地保留了宋末及元初中统、至元年间的面貌,所以和刻本增补的以上内容,体现的应是元初的社会信息。

和刻本在甲集目录之后,附有牌记一块,内容如下:

此书因印匠漏失版面,已致有误。君子今再命工修补外,新增添六十余面,以广其传。收书君子,幸垂鉴焉。泰定乙丑仲冬增补。

由此可知和刻本所依据的泰定二年的版本,是一个增补本。增补本依据的底本,版面已有漏失,增补时除了修补之外,还新增了60多面,但新增部分所依据的底本,已不得而知。

长泽规矩也在解题中指出,和刻本最初是由京都山冈市兵卫刊行的,其后有中野五郎左卫门和山冈市兵卫的连名印本,后来又有中野五郎左卫门和今井七郎兵卫的合印本。山冈市兵卫的初印本十分罕见,笔者在日本查阅《事林广记》期间,也未发现这个版本,所见到的和刻本均是长泽规矩也解题中提到的两种合印本,这两种合印本在日本都有比较广泛的流传。同松原下ル町山冈市兵卫和京都京极通五条上ル町中野五郎左卫门的合印本,日本多家图书馆均有收藏,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立命馆大学、爱媛大学、石川县金泽市立图书馆等,中国出版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事林广记》中的和刻本,即是采用这一底本。同松原上ル町今井七郎兵卫和中野五郎左卫门的合印本,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宫城县图书馆、新泻大学、东北大学等均有收藏,《和刻本类书集成》所收《事林广记》,即是这一合印本。可见两种合印本的刻印人均有中野五郎左卫门,不同处在于协印人分别是山冈市兵卫和今井七郎兵卫。

长泽规矩也提到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元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刊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亦有收藏。内阁文库所藏元西园精舍刊本,是至顺时期的刻本,与椿庄书院本最为接近,该本国内未见收藏。静嘉堂文库所藏为明永乐十六年(1418)翠岩精舍刊本,是本国内亦无收藏。台湾图书馆藏有明成化十四年福建官刻本,是明人钟景清的增补本,刘廷宝刊刻,该本剑桥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两种明抄本,长泽规矩也认为其中一个本子与书陵部藏本为同一版本,显然有误。既然国图所藏抄本的时代为明代,而书陵部藏本是元后至元时期的刻本,二者自然不会是同一个版本。笔者查阅了国图所藏两种抄本,确为明代抄本无疑,其中一本题为《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仅存外集二卷,别集二卷,共四卷,四册。另一本题为《纂图类聚天下至宝全补事林广记》,仅存卷十一一卷,一册。两种均为残本。

上述石川县金泽市立图书馆藏有两套和刻本《事林广记》,版本相同,均是山冈市兵卫和中野五郎左卫门的合印本。其中一本共15册(缺第一册),锈黄色封皮。每册首页钤印两枚:“大礼记念金泽市立图书馆藏书印”和“加州金泽鬼川文库”。另一本共10册,深蓝色封皮。每册末页贴有“苍龙馆文库”藏书标签。根据标签所记,该本《事林广记》是内田病院长内田丰咲(1889-1976)从高冈的佐渡家族得到的,后来寄赠在金泽市立图书馆。内田丰咲是现任内田病院长内田实的祖父,内田病院的创立者,曾担任金泽医学专门学校(今金泽大学医学部)助产学校校长、石川县医师会长等职。佐渡家族肇始于日本古代越中国砺波郡止观寺的城主建部佐渡守。该家族以医学闻名,尤其是产科医学在加贺、越中、能登三国中十分出名。佐渡家族第八、九代传人,建立了“苍龙馆”收藏家族所藏图书,其中医学类的图书颇为丰富。苍龙馆所藏图书,后来大部分被收藏在金泽市立图书馆的近世史料馆中,这也是收藏《事林广记》的地方。内田丰咲能得到佐渡家族的藏书,应该与两个家族共有的医学背景有关。《事林广记》中收录有不少医学方面的知识,这可能是佐渡家族收藏这部史籍的原因。金泽市立图书馆近世史料馆著录收藏的时间是昭和59年(1984年)7月1日。该藏本有的册数于卷末钤有“济美堂”藏书印。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是南京大学金程宇教授将其在日本访书所得和刻本中国古逸书汇总起来,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计110种,编为70册刊印出版的一套日藏汉籍文献。其中第33、34两册,收录的是内藤湖南的批校本《事林广记》。该本原为日本立命馆大学芳村弘道教授的个人藏本,金程宇在日访书期间,与芳村教授相识,并结为好友。该藏本是芳村弘道提供给金程宇的。这个本子也是中野五郎左卫门和山冈市兵卫的合印本。

內藤湖南(1866—1934),名虎次郎,字炳卿,湖南是其号,别号黑头尊者,与白鸟库吉同属抗日战争之前日本东洋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是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以“唐宋变革论”而享誉学界。内藤湖南的批校本,于书前空页上题有“共十本 壬寅正月念四 炳卿”三行字。这显然是内藤湖南自己的题识,题写时间是壬寅年即1902年正月二十四日(念同廿)。内藤湖南藏本共10册,于序文首页及除甲集之外乙至癸集目录首页的右下方,均钤印两枚:“大机”圆印和“吉益氏图书记”长方印。两枚钤印应该是该本《事林广记》收藏者的印章,但收藏者是两位抑或一位,吉益氏是何人,尚不清楚,吉益氏似乎与该藏本的批校者内藤湖南没有多少关系。癸集目录首页,除了两枚印文之外,还题有似为草书“苏镜”二字,全书仅此一处。至于“苏镜”二字的含义,尚待进一步考察。序文末页空白处,钤方印两枚,一枚是“遯庵”,一枚是“顽拙之印”,这均是宇都宫遯庵的藏书印。

翻检全书,可以发现内藤湖南的批校主要是针对丁集卷十的“蒙古篆字”。蒙古篆字,有的版本《事林广记》又写作“蒙古新字”,是指用八思巴字刻写的百家姓,各本《事林广记》中均有收录。在和刻本丁集卷十首页天头处,内藤湖南批注如下:

此书有洪武壬申仲春梅溪书院重刊本。编次体裁,已多异同,苐《至元译语》删去不存。今对校如下。

洪武壬申,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该刻本日本有收藏,中国未见藏本。据批语可知,内藤湖南对和刻本的批校,依据的是洪武梅溪书院的刻本。他根据自己所见到的日藏洪武刻本对校了和刻本,把洪武刻本有而和刻本没有的内容做了详细批注和补录。和刻本庚集卷十,收录的内容正是《至元译语》。和刻本于卷名之下录有如下一段话:“《至元译语》,犹江南《事物绮谈》也。当今所尚,莫贵乎此。分门析类,附于《绮谈》之后,以助时语云。”可见,《至元译语》是元代江南人非常感兴趣的内容,这是当时江南人了解蒙古统治者及北方社会的一份手册,因此在元代江南地区十分流行。但是明初朱元璋统一全国之后,在刊刻新编纂的《事林广记》时,编纂者则有意删去了蒙古特色浓重的《至元译语》,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

在和刻本丁集卷十首页“蒙古篆字一”的标题旁,内藤湖南于“篆字”二字旁批注“字体”。标题之下的空白处,抄补如下内容:

蒙古之书,前乎学者之所未睹,盖自科斗之书废而篆隶之制作,其体皆古也。其后真草之书,杂行于世,大元世祖命帝师八合思八制蒙古新字,其母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今以其字书百家姓于左,以见一代之文字云。

内藤湖南抄补的这段话,出自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洪武时期梅溪书院刊刻《事林广记》时亦据以录,故而内藤湖南据洪武本得以抄录。在“百家姓”(八思巴字及对应的汉字)三字下,内藤湖南又以八思巴字和汉字两种文字补写有“蒙古文”三字,这也是因为洪武刻本在百家姓下有“蒙古文”三字。

大概和刻本的刻工不懂八思巴字,因此刻录的八思巴字百家姓姓氏往往讹误很多,内藤湖南对其中讹误的八思巴字姓氏又一一做了校改。具体校改的方法是,有的在与讹误字相对应的天头或地脚书写校改后的八思巴字,有的在讹误字上直接校改,更多的则是在讹误字旁边进行批校。校改的八思巴字和姓氏所对应的汉字分别是:“百家姓”中的“百”、“姓”两字,复姓中“上官”的“上”、“夏侯”的“夏”、“钟离”的“钟”、“慕容”的“容”、“申屠”的“申”、“公孙”的“孙”、“令狐”的“令”字,以及钱、李、王、冯、卫、蒋、沈、韩、杨、朱、尤、孔、严、华、陶、戚、谢、水、窦、奚、郎、韦、马、凤、任、袁、柳、史、岑、薛、藤、安、常、于、皮、齐、余、元、孟、平、黄、伏、成、戴、茅、庞、熊、纪、舒、屈、董、蓝、闵、季、强、贾、娄、危、郭、盛、夏、蔡、田、樊、万、昝、管、经、房、裘、缪、解、应、宣、贲、邓、郁、单、包、左、崔、钮、程、邢、滑、荣、荀、於、惠、麴、封、邴、松、井、段、富、巫、乌、焦、山、谷、侯、宓、全、郗、班、秋、仲、仇、栾、暴、厉、戎、祖、符、束、龙、叶、幸、印、蒲、邰、索、藉、乔、阴、欎、能、苍、双、闻、莘、党、谭、申、扶、冉、宰、郦、雍、桑、边、户、郏、尚、农、瞿、充、连、茹、习、宦、艾、鱼、向、古、慎、戈、廖、终、暨、衡、文、广、阙、欧、蔚、隆、师、巩、聂、晁、勾、融、冷、訾、阚、那、简、饶、曾、母、沙、乜、丰、巢、关、蒯、相、查、荆、权、盖、桓、万俟、司马、蔚迟、闻人等姓氏。可见,和刻本误刻的八思巴字姓氏很多。在和刻本该卷卷末的空白页上,内藤湖南又根据洪武刻本抄补了和刻本遗漏的五个复姓——东方、长孙、鲜于、闾丘、淳于(每个八思巴字姓氏之下均注明对应的汉字)。同时,内藤湖南还校改了部分误刻的汉字,如“柏”、“岑”、“殷”、“成”、“宋”、“干”、“杭”、“邢”、“宦”、“晁”(和刻本分别误刻为“栢”、“芩”、“”、“戍”、“朱”、“于”、“秔”、“邪”、“”、“遝”)等。但内藤湖南也有没有校出来的姓氏,如“乜”、“丰”、“桓”,和刻本误刻为“七”、“豊”、“”。在批校中,内藤湖南还标出了洪武本缺失的姓氏,计有“和”姓以下至“臧”姓共4行16个姓氏及“勿”姓以下1行4个姓氏,内藤分别注明“此四行洪武本缺”、“此一行洪武本缺”。此外,内藤湖南还有校改洪武本误刻的八思巴字之处,如“复姓”的“姓”,洪武本作“”,内藤于和刻本该字旁,批注“洪武本作‘’,误”。该卷仅此一处,大概内藤湖南对该字的批校,是核对了洪武本前文出现的八思巴字“百家姓”的“姓”字的结果。根据内藤湖南所说“对校如下”以及上文所述校对情况可知,内藤湖南大概不懂八思巴文,他对和刻本八思巴字《百家姓》的批校,是对校洪武本的结果。以上对于和刻本中“蒙古篆字”的批校,是内藤湖南对和刻本《事林广记》进行批校的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地方。

除了“蒙古篆字”之外,内藤批校的和刻本于《事林广记》一些句子中的个别汉字,出于供日本人学习之用,在该字对应的天头处用片假名做了注音和释义。这些注音和释义,或许是内藤湖南本人所做,但也有可能是其他藏书者所题写。如庚集卷二《四民常业门》“士”条,于“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的天头处抄录句中“肃”字,并于其右侧注音“シュク”,其下注“キビシ”,严厉、严格之意。但此类注音、释义的汉字,全书并不多见。

此外,该本从己集卷二开始,多于每卷第二页首面地脚处注明该卷的卷数,用汉字数字表示。如卷二第二页首面地脚题写“二”字,其后每页均于首面地脚题写“二”字。卷三、四同卷二,题写“三”、“四”。卷五起,每卷首页首面地脚处题写该卷卷数,如“五”、“六”……“十”字,独卷八第五页即末页没有题写卷数,当属遗漏。这些题写于地脚的汉字,仅是表示该页所在卷数而已。

注:本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现日藏《事林广记》校勘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6azs004)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河野贵美子教授、饭山知保教授的热心帮助,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作者简介:陈广恩,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

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五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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